之前看过几本林语堂的书，有些古文用的比较多，生涩难懂。这次读的这本《人生不过如此》作者用的大部分是白话文，看起来不那么吃力。
此书像是一本杂记，融汇了林语堂的各类有关人生的感悟。我将深有感触的几点记述如下：

读书人的会客:

以前从未听说过会客还有四个阶段，从寒暄到叙往事，从谈时事到最后的此行目的，深入浅出，迂回作战，最后直捣龙潭。看完与好友分享，无不捧腹大笑。怪不得以前总听有人说读书人迂。现在的人比较少干此事了，毕竟现代社会沟通交流的方式太多了。

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把做八股的功夫，或者是桐城起承转伏的义法拿出来。这样谈起话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分为四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承题；入题的话是留在最后。这四段是这样的：
（一）谈寒暄评气候
（二）叙往事，追旧谊
（三）谈时事发感慨
（四）为要奉托之“小事”
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四段讲起，必须运用章法，有伏，有承，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德便之下，兀然而止。这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
（一）气象学
（二）史学
（三）政治
（四）经济
第一段之作用在于“坐稳”，符于来则安之义。“尊姓”、“大名”、“久仰”、“夙慕”及“今天天气哈哈哈”属于此段。位安而后情定。所谓定情，非定情之夕之谓，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是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适之，甚至辜鸿铭、林琴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恰，声势既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月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三十二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三十二年。及感情既恰，声势又壮，陡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段：现在有一小事奉烦，先生不是认识××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

悠闲生活的崇尚

林语堂说，中国人爱悠闲是有很多原因的，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在很多中国人的血液中流着道家哲学的元素。所以中国人更加喜欢一种消闲生活，而不是富有者、有权势利或成功者独有的权利。

而中国人又是怎么享受生活的呢？对于大自然我们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享受的艺术:

 大自然的享受是一种艺术，与一个人的心境和个性极有关系，同时，和一切的艺术一样，其技巧是很难说明的。一切必须自然而然发生出来，由一种艺术的脾性中自然而然发生出来。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便会知道怎样享受大自然的景物，无须人家告诉他。享受大自然的艺术也是如此。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研究那些具有艺术脾性的人物的生活。对于大自然的感觉，一个人对于一年前所看见的一片美景所做的梦，以及一个人突然想游历某一地方的愿望——这些东西是在最意料不到的时刻涌现的。一个具有艺术脾性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表现这种脾性，那些由大自然的享受获得真正乐趣的作家，往往会全身贯注地描写一片美丽的雪景或一个春夜的情景，而完全忘掉故事或布局。

当中作者还提到了几部闲适小说，并引文，细细读过，发现文字清新言简，短短数言，如沐清风。改天找来看看，这种书最适合在午后慵懒的躺在椅子上看。冒辟疆《影梅庵忆语》，沈三白《浮生六记》，蒋坦《秋灯琐忆》

文中还鄙夷了一下美国的所谓的机械文化，引用耶稣的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并提出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从作者的观点，他是更加偏向于中国那种闲适的生活，但众所周知，现在的中国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进入了所谓的机械文化。中国人民也正在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了。

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且无聊。

关于哲学与宗教

林语堂的父亲是为传教士，他也是由于父亲这个特殊的职业才在小时候就得到传统的西方教育，成为了以后我们看到的中西合并的学者。他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西方理性和基督宗教的滋润，他用英文写中国人的劣根，他用中文写老外们的新鲜，就是这样一个从小深信宗教的人，最后提出他是一个异教徒。

他称：对地球目空一切的鄙视态度，是文化上一种很奇特的产品，尤其是某些宗教的产品。他还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祈祷上帝，期望上帝能够由于虔诚的宗教徒满足一些小小的要求，比如局部地区停雨，比如某汇率变化。而林语堂说，如果伟大的上帝就因你这小小的要求就牵动整个世界，那么上帝也太卑微了吧。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异教徒，他对异教的信仰是这样定义的：

异教的信仰是一种更为简单的信仰。它没有什么假定之说，也无需做什么假定之说。它专就生活事实而立论；所以使良好的生活更为人所崇尚。它在不责善之中，使人自然知道行善。它并不藉着种种假定的说法，如：罪恶、得救，十字架、存款于天上，人类因了上天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应尽的义务等——都是一些曲折难解，难于直接证明的事情——去劝诱人们做一件善事。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的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藉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即彼此相爱。

他觉得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应该更合乎人理，天理，而不应籍着上天第三者的干系而彼此变化。

    所以说一个异教徒为不信宗教的人是错误的：其实他所不信的不过是不信各式各样的启示罢了。一个异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过他因恐旁人误会，所以不肯说出来。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惟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彩媟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而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和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中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 “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

读书与教育

记得小时候都听过悬梁刺股的苦读典故，其实读书是一件很令人快乐而愉悦的事情。如果要靠某些肉体上的刺激才能读书的话，那么只能证明精神上没有与之产生共鸣。正如作者所说：读书就像一个人引导你，带你到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和你讨论一些你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谈到读书，就跟着谈到了教育。作者指出学而必思，否则只是一个记录文字与数字的书本。教育其实是在教我们成为一个有鉴赏力有见识有判断的人。而当代教育就如同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去运行。教育出来的学生他们很少能够回答为什么而读书，在这样的体制下，很多学生毕业后将书束之高阁，从此不再触碰书籍。这种教育制度的实行，我们会背弃教育的真理想，而这种真理想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是在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一个人能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

一个人对于历史或时事的见识，也许会比别人更“高”，这就是我们所谓“解释力”。所以，有教育的人是一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地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所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为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的目的，好象大量的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而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的，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的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的人，象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的、机械的制度而运行。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的必要，有分等级的必要便有学校的分数；为着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的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
这个制度实行之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经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孔子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的。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的科目，也没有什么人人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的著作也不是必读之书。
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的，好问的，好奇的，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的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情，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的，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的，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的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所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的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须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二年级生，读大学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大学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这一切外来的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的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干。
现在的学生是为什么而读书的？
许多好学生是为他们的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我觉得这一切的思想都是不道德的，知识的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