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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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已经很多人不知道西南联大了,虽然逝去的岁月不到100年,这里诞生过诺贝尔得主,诞生过从大不列颠、美利坚带来的自由与民主,诞生过一批批为了祖国未来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许,这些太虚了,似乎这个时代不需要这些了。

作者易社强师从费正清教授,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花费20多载撰写此书。虽然20多年有点夸张,作者也自认其拖沓,但20几页的附录真的可算是详实仔细,文中许多访谈资料也绝无仅有,看得出作者煞费苦心的撰写此书。

回到书中内容,作者开头先介绍了西南联大的诞生,从北平奔赴长沙,从长沙长征到昆明,有些校区还借住偏远的蒙自。详细之处在此不表

  • 上至教育部下至各所大学,教育工作者都坚决反对课程的大变动。在这种形势下,战时教育运动就成了左派的“专利”—在延安,这种观念被付诸实践。为了推广平民主义的教育模式,同时也是为了招募学生参加共产党在西北
  • 地区的战事,延安的激进分子邀请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徐特立来校演讲。“为防热血青年受人煽惑起见”,国民党政府电临大校方,禁止所有校外人员来校演讲。
  • 陈诚告诉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那么将来的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
  • 一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然后乘船到海防,再从河内换乘火车到昆明。一是徒步一千英里穿过湘西、贵州和滇东。

一群北方的知识分子来到这个南蛮之地,文化与观念的冲突是会有的,文中提到有情侣在公园亲吻竟然被警局抓去质询。不仅与当地人有冲突,设在重庆的国民党当局也当然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来控制这些以后国家的精英,而现时的环境一来有留学英美的深信自由与民主的老师们的抵抗,二来地方政府龙云的护卫。而不管是与当地人抑或是国家机器,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西南联大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 随着教育部重申课程设置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这一下子就激起了反对的声浪。朱自清认为,即使没有教育部的新规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措施也已足够多,因此他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潘光旦指出,即使是工学院也应该实行通才教育,以便他们将来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是只有一艺一专的匠人。钱端升则提醒陈立夫及其同僚,大学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地方,一般不讲授实用知识。金岳霖根据许多同事的观点总结道:“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 1943年,政府利用权力进行思想控制,强制实行更严厉的措施,规定学生和功成名就的学者都得参加考试,试题包括三民主义等问题。即使过了这道关卡,他们还须参加一段时间的“修身教育”,接受中央训练团的培训。这一举措引起中美两国自由主义教授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这些规定必将导致粗暴蛮横的思想控制;到头来,训育的标准一退再退。别的学校基本上遵从了这一命令,只有联大严格按照学术成绩选拔被提名者。结果,四个联大学者当中只有一人入选,因为他此前从未出国。不可思议的是,教育部还限制国际学术交流,抵制美国经济援助,并要求西南联大报告并撤销任何外国人参与的文化项目。
  •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 教育部认为,中国现代大学过分注意知识传播,却严重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导致师生关系“疏远”、“商业化”。其计划是,每个学生联系一位深谙世事的老师,这位老师不仅是学生学业上的导师,而且是精神、哲学和政治上的引导者。在一年一度的合约中,校方规定教师要对学生思想和活动进行“道德教化”,并坚持为训导处做好“详细记录”。
  • 杨振宁表示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的)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泰勒的讲授并没有增加我在王竹溪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但是,他在芝加哥研讨班、茶座闲聊以及脑力激荡的大型研讨会上所学到的东西,是战时中国所无法提供的。虽然早年在昆明的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但他是在芝加哥深造时孕育出真正的创造性思想。

随后作者又详细的介绍了各个学院的教学特点极其教授的授课方法和为人处世。有文学院、法商学院、战争与战术、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等等。这段在此也不表。

接着作者将联大的八年分成了几个阶段。

希望的岁月:1938-1941  大后方除了日军的敌机轰炸,抗日战争在这个南方边陲没有带来太多的影响,学生们经历过学校的艰苦条件当然也多怀乐观的理想主义心态。

坚忍的岁月:1941-1943 美国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美联军进驻昆明成立飞虎队抵抗日机。铁路被封,抗战处于焦灼状态。通货膨胀致使无论学生与老师生活条件直线下降,而他们依然执着的在做学术研究

考验岁月:1943-1945中共显现,而国民党被内外烂摊搞得焦头烂额,联大学生开始采取新的激进主义。

完成使命:1945-1946日军投降,国民党着手铲除异己,121事件爆发,知识分子渐渐与国民党决裂,当然也从此走进了历史证明的困境。

  • 无论如何,后来的历史证明,面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执政党总是处于劣势。左派学生坚决反对明星制,因为他们绝不允许在集体活动中张扬个性。可以肯定的是,左翼分子有时候不能宽容地对待国民党,不过他们几乎没有发生内讧,而《野玫瑰》剧组颇受内斗的困扰和牵累。在昆明的政治戏剧舞台上,共产党同样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而国民党显得弱不禁风—这一因素最终将在全国的政治角斗场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 在化学系,有人更加极端,发明了校友所说的“完美循环”:尿用来酿酒,售出后用钱买食物,最后化为更多的尿。
  • 当时人人都在经历某种转变。原来不反国民党的变为要反国民党了,原来不问政治的变为激进的人了(如闻一多),也有原来是纯学者而后来变为很反动的(如雷海宗)。这些转变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徇私舞弊、腐败堕落、社会不满所致,但也是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等进步党派(均受龙云保护)暗中活动宣传所致。
  • 从1943–1945学年可以看出各种力量在聚集汇合:
    一、形势越来越明显,重庆政府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打击官吏腐败、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更糟糕的是,它还不能阻止日寇对自由中国的进攻。
    二、这些现实使部分师生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现状越来越不满,使联大变成唤醒民众的策源地。
    三、时局板荡,人心涣散,反倒促使大学生社团反对派力量逐渐壮大—除了左派在各社团东山再起,渗透到大学各个角落之外,还有青年教师组成的十一学会以及焕然一新的学生自治会。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浪潮中,以采取新的激进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最为显著
    四、中央政府和龙云主导的地方政府各怀鬼胎,心存芥蒂,后者逐渐走向与联大、云大异见人士合作的道路。
    五、蒋介石及其右翼的同僚最终坚信,要解决危机,除了动武,别无他法。
  •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在这所大学存世的整整九年时间里,说它是自由的,包含下面几重含义:联大是通才教育的重镇,思想开放,兼容并包,发扬了大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民主传统—英美两国是该校绝大部分资深教授负笈深造之所
  • 抗战初期,由于对蒋介石独裁的国民政府的忠诚,联大的政治自由主义光芒显得黯淡微弱。不过,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当时是因为蒋介石成功地集合了全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一旦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自由主义者就开始估量重庆政府的所做作为—不仅采用西方民主制的标准,还以传统中国政治的准则来衡量。渐渐的,大家发现,无论以哪个标准来衡量,国民党专政都不尽如人意。在一号作战后,蒋介石甚至不能保卫自由中国的领土,阻止敌人的进一步侵犯。连最起码的要求都无法满足,这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信心一落千丈。日本战败后,没有人能找到任何理由继续支持一个蓄意发动内战的独裁政府。政治现实以自由原则为基础,迫使联大师生不得不反抗国民党。
  • 抗战后期,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英美自由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而且,他们没有在南京政府平静祥和的岁月里度过童年的印象。他们也不再把美国看做反法西斯同盟的拥护者,相反却成了法西斯式的
  • 国民党的帮凶。更有吸引力的是温和的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它祈求统一战线、联合政府和“新民主”。“新”和“民主”相提并论,使人们想起五四时期神圣的保护符。谁会怀疑“新”的民主不是对“旧”民主的超越呢?虽然没有人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思,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那段,但年轻的读者发现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中国式民主,在延安汇聚了进步的、爱国的力量。最后,共产党及其先锋组织的一部分骨干,表示坚决献身本党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对于一部分中学教师和大多数青年学生而言,“一二一”运动是政治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阶段,也是统一战线版的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重要阶段。
  • 直到龙云被架空,联大群体才开始意识到,国内四分五裂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他们的事业,如同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北大,国内的政治权利真空,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控制。然而,一旦国家领袖强大到足以把权利伸进校园,学术独立的日子也将遥遥无期。

 

结语附一些总结,此读书笔记略显粗糙。

  • 1928年以后,曾在西方深造的一批学生进入国民党政府,献身通才教育事业,他们能够整合资源,推动大学进步,抵制党国的势力,使教育机构不致沦为政治思想灌输和技能培训的工具后来历史证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暴政和草菅人命,确确实实可能被某种更为糟糕的体制所取代。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对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压制”
  • 有一个理念与个人主义密切相连,那就是,知识界每个成员都有权利追求真理。尤其是战争初期,在犬儒哲学和失败主义还未泛滥成灾之际,奔赴昆明的唯一目的就是探寻真知。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实验的技能,以及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官方强制推行的正统观念,联大一概置之不理,就像一位大一学生所观察到的,“这里没有升旗早操,更没有纪念周训话,也不像别的大学,一进去有一个月的新生训练,灌输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学生可以通过各种途经(包括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追寻真理,而且可以用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或相对主义的结论,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
  • 联大群体以为享有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这所大学具有异乎寻常的关系。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允许市民放胆批评惹是生非的中央政府。1945年10月龙云的突然下台为政治压制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突显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悲哀的现实处境:偌大的中国,无法像西方那样为自由提供法律的保障,自由之花只能在权利的罅隙里偶尔绽放。每次,这个国家统一强大之时,个人自由总是首当其冲,沦为牺牲品。学术自由,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和龙云护卫下的昆明臻于顶峰,却不见容于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摧毁”
  • 20世纪4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心照不宣:他们即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却未找到与中共合作的方式。从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派大搞政治活动,知识分子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号:只有放弃自我—骄傲的、独立的、批判的自我—他们才能与新社会共存。爱国与生存成为不可兼得的选择。
  • 从1949年初到1950年中期,强行接管期间,共产党竭尽所能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新政权保证让他们安居乐业。但是,朝鲜战争为中共强制实行新风纪提供了极其诱人的机会,矛头指向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同时,美国也成为中共政府的眼中钉,而中国大批的知识精英曾在美国接受过本科和研究生训练。中共领导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视为潜在的第五纵队,并决定执行延安时期发展起来的思想改造政策,把这些人纳入改造对象。自此,以农村经验为基础的政党独裁与都市精英之间将展开四十余年的斗争。
  • 在允许知识分子维护某集体认同的同时,共产党制造了一个神话,即联大的核心精神是在中共领导下塑造起来的。闻一多的形象被人为拔高,远远超过他的同事,进入革命烈士先贤祠。在这个神话中,闻一多从美国研究生训练的垃圾场中走出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官方史学家的眼里,这个联大模范人物已经超越学术自由主义和无党派爱国思想,步入更高级的马列主义者的激进主义王国。相反,在反抗意识形态“污染”之际,中共“极力否定”联大宽容、怀疑以及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等基本价值观。只有在“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范围内,才允许展开辩论。
  • 实际上,联大有太多遗产值得跟世人分享。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高尚的思想品质和独立精神;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和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已经留下来了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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