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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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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生于五十年代,这个年代的人似乎赋予了使命感,当然舒国治除外。上一部他的作品《什么也没发生》就浓烈的透露这一种社会和政治的气息,虽然是本小说。而这本书就是更加彻底的论述其观点的一本合集。
     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的香港人在香港这一杂种城市所处的角色和文化上的体现。第二部分讲的是城市的规划。第三部分讲什么我也忘了。总之,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思想冲击的是第二部分:城市规划。
     我总归是一个守旧的人,对于每一次物件的更新、朋友的聚散、时代的更迭总是有那么点不舍。记得家附近的中华片区集体拆掉的那年,大概是2006年,我只身进到废墟中,看他们遗留下来的物件,有门牌、有刻印在墙上转寄的地址,有屋顶辟邪的八卦、有散落在地上的X光片。这些都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心底的记忆,而它们更是这个城市的记忆,可惜它们被无情的从脑海中抹去。如今再看现在的中华片区,教堂冷落的矗立在商业广场之中,大型商场、奢侈品高贵的门坊,星巴克麦当劳的入住、各种全国可见的连锁餐饮,人们渐渐地忘掉了过去那些街头巷尾亲切的叫卖声和街坊邻居的串门,人们开始步入了格子化的生活。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城市怎样才能保存记忆又能不影响生活质量而不需要大规模重建,我想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新的视野。
     首先,包括作者,我们以前都有这样的对城市的想法:
  1. 我渴望开着私家车,在街道上奔驰
  2. 我认为理想的住家是个独门独幢的洋房,前后环着草地,停着两辆私家车,每个小孩有自己的卧室,家中有超大的厨房和多个卫浴间
  3. 我心目中理想的购物是在有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中进行。
  4. 我以名胜、奇观、度假、购物、娱乐和摩登性来想象别的城市。
     碰到别人有这类想法,我很能进入他们的心态,并对他们的欲求有着理解,只是想跟他们说凡事必须有节制。我觉得恐怖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甚至城市规划者竟仍然还有这些想法—他们真的不曾吸取过去50年的教训。最可惜的是在90年代后的中国,没有借后发的优势去吸纳好的经验,却往往像在把我小时候幼稚的想法,通过强力的公权去一一实现。
     而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坏处呢?
  1.   交通问题。 距离拉远,公共交通失去了经济效益,私家车为王,高速公路主导了都会区布局。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
  2.   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商业区扼杀城市活力、制造生活不便,使各市中心晚间成为死城甚至犯罪黑点
  3.   大量的建筑物拆建,造成资源浪费,也失去了每一个城市的特点,失去了所在地居民以其共同成长的记忆。 像如今的中国,城市都是一个模样。

作者引用了简雅各布斯在《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列出的了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形态要有四个要点:用途要复杂、街区(街廊)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这里我引用一下作者对此的阐述:

一、用途要混杂。城市生活有很多需求,是要交叉混杂在同一地区才能有优化效应,才能每天大部分时间有人气。用途管制最初是为了把不能兼容的活动如污染工业搬出市区,后来许多规划者误以为土地用途的界定代表了科学的现代化城市规划,病变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做法,认为总体城市生活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以功能来分区,如分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商业区,结果扼杀城市活力、制造生活不便,使各市中心晚间成为死城甚至犯罪黑点,并因分区而制造了无法解决的交通拥挤。
二、街区小,街道就自然比较密,就是说一条纵向的路很快就碰到横向的巷或十字路口。如果两旁都是混合用途的建筑,人行道的使用率就比较高,商店就会存活下来,不容易出现雅各布斯所说的沉闷地带或其他学者说的模糊地带和失落空间。街区小,街道路网密,给汽车用的马路就可以相应较窄,鼓励了步行,如果配以公共交通工具,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
三、不用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包括标志性建筑,包括有历史或美学价值的建筑,更包括所谓普通建筑。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城市成为活博物馆仅供外人欣赏,除了不可替代的建筑应尽力资助保留外,旧建筑要不断维修和局部更新。不同年龄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这也表示不同阶层、族群、职业和消费倾向的人能生活在共同空间并做出互补和分享,是有利于社会资本和阶层凝聚的。
四、高密度不等于过分拥挤。后者是贫民窟特点,很多人挤住一个小空间,没有隐私,这叫过分拥挤。
      所以换一个思路,对于城市我们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1.城市的建设要考虑到节能,最理想的是让市民能靠步行完成生活和工作的任务。退而求其次的是使用脚踏车及全力发展各种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让一般人上班时不用自驾私家车,留给非繁忙时间及假日享用—难道这不是原来驾驶的乐趣所在么?
2.住在节能的高密度城市,每人平均居住空间不要过大,与日本的310平方英尺至西欧或北京的380平方英尺看齐就很好了。(等于35平方米)
3.让街道上的商店生意兴隆,途人如鲫。看街头的景况,我们就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有自己特色、鼓励创业创意的多样化消费服务城市
4.作为主张城市应该高密度的集中主义者,我当然不排斥高楼,但不会像柯布西耶那样认为越高越大就越好。从纽约、北京等城市的经验看,局部地区限高是有效保护城区的方法之一。而城区的整体风格,比一幢建筑物的形式感更重要。一幢新楼要挑高,它腾出的地面空地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公共空间,但在现实的更多情况下却破坏了街道的连绵性。所有建筑物包括商场、办公楼和政府建筑都应为小区增添色彩,意味着建筑物与街道要共同形成互通的紧密街墙或共享的公共空间,而不是自私的密封或任意凹后,,像孤岛一样,造成沉闷的界外效应—密封或凹后建筑物向街道一面的所谓观装饰、绿化、成片的草地甚至美丽的花木是没意义的,依然是中看不中用的失落空间,对繁荣街道的贡献只稍胜于把面向街道的空地改成停车场。
5.从宜居角度来看自己的城市,把城市当家园。我年轻时的五个想法,皆漏掉了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小区。若我们重视自己的小区街坊,我们自然会想到可持续性,珍惜成熟街区,维修各个年代的建筑物,限制车辆在住宅区和学校区的速度,减低全城废气排量,注重公共空间的场域感,确保新建筑要符合人的尺度,说不定与此同时还会带来愉快的效果。因为这样才会有地方特色,增添多样性,更吸引游客及创意阶层的移民。
      作者提到了台北,他说台北是他这么几十年观察到的最符合这样思维的城市。这让我想起电影《Before Sunset》 男女主角在巴黎的街区肆意闲逛,我想巴黎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城市。谈起我的家乡Amoy,我发现之所以现在旅游能这么热,无不和鼓浪屿的殖民建筑有关,但最近我游走在中山路,发现游人也越来越多,我想这应该也是这种密集街区说带来的功效,游人步行观景、离住宿步行可达,街边各类大排档琳琅满目。当然,作为一个土著,我是不希望厦门成为第二个丽江,那种失去了居民而散发着游人喧嚣、物质欲望浓烈的感觉。市场经济永远会破坏美与历史,普通大众往往随波逐流、趋之若鹜,这让我想起了波西米亚。

 市场也的确常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很多有文化价值的活动和机构,若完全把命运交给市场,是活不下去的。连在香港这样的城市,政府在2002年用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的纳税人的钱,去养活交响乐团、中乐团、芭蕾舞团、话剧团等艺术团、演出场地、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极端如美国,联邦政府极少拨款支持文化,责任交给了地方和私营部门,先是依赖市场机制(幸好国家大,内部经济规模也够大),其他市场养不起,靠非盈利组织、富豪捐赠的基金会和私人捐款支持。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或全靠它是万万不能的。
     波西米亚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试想想北京没有了波西米亚,将会多秃、多苍凉。小地方如新加坡以政商压缩波西米亚,尚见其弊,一个大国,在建设现代化的路上,若不能同时开拓波西米亚的空间,那条路一定是有问题的,人道代价一定很大:自残自毁如纳粹德国和军国日本,乏味如20世纪50年代中产美国,作茧自缚如前苏联。我们走到这步,终于孵化了北京这样大规模的波西米亚场域,是国家祥瑞之征。让我们的现代不再只倾斜于某单一维度,现代的多面性价值可以并存,现代的选择能够体现;北京波西米亚既是全国其他现代的他者,也内在地丰富了全国的现代,并因是独一无二的,更加珍惜。

下面再摘抄一些文段,另外我得找来《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来一阅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香港民间因为没有受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和1949年后唯物史观以至“文革”的强力冲击,某些方面比内地保留了更多的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是社会习俗、语言及民间“小传统”。譬如说,香港的黑社会就比内地更有传承
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接受斯大林第三国际指导的一刻就开始了,并在各革命根据地发酵。到延安整风后这种变化更加成型,到1949年后,通过政权推广成为全国性的普及文化。内地人将政治文化的制度化实现简称为体制,又称它的衍生状况为国情,里面有制式化的行为模式、自成一套的话语套句、不容挑战的近代史论述、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禁区和大量的潜规则。这文化虽深受苏联影响,后来也发展了中国的特色,可说是一种由官方推动的内地新杂种本地文化,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国新文化。政治文化有很强的持续性,到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今天并没有中断,但确也在不断演变。
意识到世界的荒诞是启蒙的一种征兆,这样的人理解到现实的残酷,人生的苍凉,不容易接受心灵鸡汤。
但认识到人生基本上荒诞并不等于会坐言起行去改变世界。如果荒诞是本体的,则更是改不了的。中国儒释道一体的人生观一般而言有利维稳。欣赏昆汀塔伦蒂电影或《让子弹飞》黑色幽默的观众,不见得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家,至多只是一群心智较敏锐的文化消费者。公共领域的改革还是需要理想、理性、淑世入世以至对荒诞现象的义愤,需要相信荒诞可以消解而不是接受荒诞作为本体。
皮柯 耶尔  《全球灵魂》
也斯          《景变集》
简 雅各布斯  《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
克鲁格曼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什么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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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虽厚,但字不多,只有12万。可算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小说,读起来平滑快速,称不上一本上佳之作。

我们一直处于一个时代变革的浪潮中,而香港就是浪潮中跃得最高的一个浪花。时代的变革,技术的革新,是把我们拖入了一种万劫不复的时代。而处于浪潮高处的香港,人们的思想开始被变更。

书中的主人公,是一名职业经理人,他对自己的职业的描述是:

我属于另一种人,同样对香港资本主义有贡献。我的榜样是托图,一个专业经理人,我的同类是投资基金的黄姑娘,当然还包括哥顿哥、那些银行管信贷的、做股票承包的、投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财务分析师、各种专业经理。我们讲英文、会打字,懂得看资产负债表,可以在电脑上写营运计划,理解什么叫内部回报率。我们看合约时会看细文。

商人、生意人,古已有之。我们这样的人,才真的是现代产物。古代读书人,包括绍兴师爷,都是为朝廷服务,是官本位,而我们是寄生在资本里,是商本位,但本身不是商人,是帮商人忙的人。

而浪潮的冲刷,他们的价值观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自己定义了他的人生观,有点像,无来者应,过去不留的感觉。

不快乐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们活在两难中。有时候想想,人生苦短,青春易逝,不如及时行乐,嬉戏度日,但午夜梦回,又怕浪费时间,蹉跎岁月,到头来一事无成,晚景堪冷;一边觉得自己玩得不够彻底,为实务纠缠未能放纵尽欢实现理想,一边怨自己未能尽力工作,经常贪逸乐而没榨干自己投在事业上;同时尽做尽玩,有这样精力的有几人?要透支精力,就要做运动打坐,结果每天花时间去搞好身体使自己能减少休息时间换取多点时间去做去玩;还要记住不能暴饮暴食,否则前功尽弃;这时候有人会说,我们中国讲中庸之道,但大伙的问题正因为太中庸,想玩的东西太多没精力去玩,想做的事情太多没时间去做。
只有好像我,心无牵挂地活在这一刻,没有必要做的事,也无事不可做,没有想玩的,也没有不可玩的,远离一切是非,才可以无论发生什么,或什么都没有发生,皆无所谓,故亦无烦恼。我这超越的境界,是发生什么都不能影响的。我随时可以死:这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直到有一天,他被莫名奇妙的暗杀了,而在弥留之际他并未像他一生所信奉的信仰那样,“我随时可以死” 。他依然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关心着存在国外的七百多瓶红酒,他给与英洁孩子的教育基金计划。

所以,直到死的一刻,这样的信仰似乎被打破了。出家人可以无牵无挂的离开世界,而主人公一个久经商场又意外得子的在家人却想信奉: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信仰。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讽刺么?

(其余思绪,混沌不理,暂且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