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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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对高华的另外一本书《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感兴趣的,怎奈其不在大陆出版,只好先借《革命年代》来一阅。 当中的很多篇幅对于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可能稍显冗长与繁琐,而有些当年历史的细节是我比较关心的,比如当年的五四运动、南京国民政府、长征、延安的整风运动、“大跃进”、国民党大陆失败原因。
我是第一次接触历史学家写的文章,它不像有些历史小说那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与高潮,历史学家的文章更多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对于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其会充满了当权者在其身上烙印的各种政治痕迹。特别是解放后充满意识形态的思想难免会使国内的研究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偏向。所以,怎么做到历史学上的实事求是,去伪求真这就是历史学家需要做的了。     高华在书中提到了茅家琦的一种“运用假说是基本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观点。

从大量的史料中得出一个结论,而这个过程就是形成假说、修改假说或推翻已形成的假说并重新确立新假说的过程。例如学者们面对大量太平天国的史料,要研究太平天国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关系问题,他第一步就需要分析各种史料,然后进行概括,学者们发现在不少地区太平天国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又读到《天朝田亩制度》,于是,头脑中就产生了一个看法:太平军采取了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政策。然而这个结论只是一个假说。形成这个假说以后,研究者继续研究史料,又发现太平军保护地主收租的史料,进一步研究史料又发现,太平军虽然保存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农民往往不愿交租,而太平军基层官员往往不加干涉;有些地方虽然交租,但数额较少,研究者又会修改他的结论而形成新的结论:太平军虽然保存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在许多方面又沉重打击了地主经济。首先,要有以后陆续发现的史料验证已经提出的假说的正确性。其次,还有待将来学者的认识水平提高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确信过去研究结论的正确性。茅先生进而阐明在学术研究中贯彻“百家争鸣”的极端重要性,因为没有百家争鸣,其结果只能是“一言堂”,这就是说,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看,在历史研究中也必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关于中国19世纪寻求的变革

关于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了中国的观念与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

1.从历史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
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
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
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关于一党专政与国共的意识形态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党治国家模式本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是必须具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中枢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同样,现代化不能在战乱和动荡中成长。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序,强化中央权力的有效方法。

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共享一个意识形态,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劳工神圣,两党的思想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共产党1927年以前参加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也就是左翼的主题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共分手后,左翼革命的主题完全凸现。这就是在一切领域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诉诸底层普罗生存处境的痛苦。同时强调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快速改变社会。

关于长征,其实并非我们说了解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

关于延安的根据地教育

根据地教育是中共领导的战时状态下的革命大众主义的动员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性,它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和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的宗旨和依归,突出教育的政治思想训练、基本生活和生产技能学习的实际功能。

然而根据地教育也存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极限性:
1.在阶级论教育观的贯彻和实践中,“五四”教育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遭到过分打击,在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制和学校管理方面均有所表现,从而有损教育的全面性。
2.在战时环境下,一味追求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固然会产生偏差,但若走向另一极端,一切仅从眼前需要出发,也会造成教育的短视和片面性。
3.忽视受教育者兴趣、个性的发展和培养,在今天看来,也是失之偏颇的。
4.过分强调“学用结合”、“学中学”、“干中学”,在实际操作中又经常流于只重视生产劳动而忽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在那几年,“百年树人”、“培养建国人才”的观点,被斥之为“空洞”。
5.在严重缺乏师资的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知识分子和教师为发展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教师旧的教条知识多,解决新问题的实际知识少,因此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有余,重视、团结不够,甚至一度走到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极端地步。
6.新文字运动具有试验性,表达了使底层人民在知识上文化上翻身的美好愿望,但是事实上却让老百姓不胜其烦,它实际上只是一些激进共产党人文化改造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分的否定超越了群众的想法和要求,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
根据地教育是一种大规模的教育改造的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亦有负面性,这就是教育的泛政治化和过分实用化。

关于肃反运动

 

中央总学委和中央反奸委的建制,在历史上不是唯一的,在建国后50年代的“审干”和“肃反运动”中,具体领导运动的组织就是由公安部和中宣部为主成立的“肃反十人小组”,以后各级党委都有常设的“肃反办公室”,这些机构的性质类似于40年代的“中央反奸委”。而“文革”初期建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则和“中央总学委”有很大的相似性。
整个运动期间,在中央总学委领导下广泛实行的“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的政治运作路径,是毛泽东在非常特殊的形势下,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创造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方法,实际上已构成了在漫长的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领导中心处理党内外矛盾的一种基本范式。

从此,“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成为延安共产党员最重要的革命信念。“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毛泽东成为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革命胜利的人格化身。这种情况决定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其正面作用是在新中国建立后促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推动了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等等。但是,随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陷入空想的迷雾,战争年代某些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经验被神圣化,且被不断复制并被推向极端,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考其渊源,则无不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有关。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力不够。毛泽东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

关于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具有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18、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毛泽东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方式来展开?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至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形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支配,是否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这篇文章算是该书中相对比较喜欢的一篇,如我们常见的资讯来看,对于内战的平面化描述让我们容易丢掉历史的细节,为什么国民党会打败共产党,人数上、装备上、舆论上、经济上、国际上相差悬殊,是什么使其失败,此文做了详细的论述,感兴趣的可以翻来一阅。

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
就其军事方面讲,有以下方面:
1.内战之初的自大、轻敌
2.固守以“保城保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致使兵力分散,被解放军各个消灭。
3.用人看派系,缺少统率型的将领。
4.严重的军事教条主义。
5.政工工作有名无实,对体制的内耗无从解决,国军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
6.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
7.军队内部无凝聚力。
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
1.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
2.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
国 民党是一个世俗化的党,国民党政权也是一个世俗化的政权,其军队更是世俗化的,然而国民党的领袖和统帅却是一个信仰上帝的政治家、军事家兼道学家。就其个 人角色而言,毛泽东更单纯,他就是一个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与列宁主义于一身的革命家、军事家、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亲率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有一套自冶 的、极具有吸引力的、通俗化的革命大众主义的解释体系,兼之有强大武装,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加之掌握了精巧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从而有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人力和粮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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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冷眼》  宋云斌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周宏涛《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红军长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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