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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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写的是关于旅行,而这部是一部关于解刨社会现象的作品。人们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所有的人被拖入了不断满足有目标与欲望的时代。人类的幸福被简单地定义为丰富的物质,而精神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人们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身份的焦虑—就是这篇文章要阐述的心理疾病。

该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阐述焦虑起因:渴望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制约因素。另一部分阐述解决的办法: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波西米亚。

渴望身份

人为什么要追求显耀身份,简而言之就是祈财、求名。但作者提到一个观点,很多物质上的祈求其实不仅仅局限在物上,包括权利与地位。

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能更准确地表达我们心中的渴望,那就是“爱”。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务、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经—而非终极目标

其实这和马斯洛提到的观点一致,虽然我们表面上的追求名与利,而其实我们内心是在追求一种别人的认可,或者说是一种艳羡。去年去泸沽湖旅行,我们订了一个海景房,推窗就可以看到一片湖水,窗下有一条马路,刚开始的一两天我们还会对湖景有所兴奋,但当兴奋期以后,我开始关注路过的人,他们抬头羡慕的看着窗与我们,这就是一种渴望身份的表现。湖景房并不仅仅是提供湖景,它还提供了供行人艳羡而住者自豪的体验。

势利倾向

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其实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物质文明。如渴望身份一样,现代社会的势利倾向也越发严重,而人类为了追求周围人的尊重与认可,自然而然地开始追求对身份的渴望。

人们追求奢华,与其说是出于贪欲,倒不如说是源于一种情感上挥之不去的心结。往往是那些担心被人看不起的人,为了使自己不会显得太过寒碜,才会添置这样一件特别的家具,藉此传出一种信息:我也应该得到尊重!

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

过度期望

作者首先提到的物质的进步,随着工业社会的引入,人们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说质变是在这几百年内发生的。不断地物质进步,让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人们开始不断思考“怎样才算足够的”。人们发现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

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做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而这种不同,就自然而然产生妒忌,戴维休谟在《人性论》中这样写道:

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却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则在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这种妒忌开始使人们希望追求一种平等之观念。人们希望政府可以履行这样的职责:

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而随着“世袭的特权”、“与生俱来的财富”的消失,人们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让人们越来越认为平等是理所当然,并开始对于不平等的更大的矛盾。

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更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为什么生活在这个民主富足的国度里,人们仍有一种莫能名状的烦愁?这就是原因。

托克维尔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远胜于中世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然而,他也指出中世纪底层的民众却享有一种精神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

由皇室和贵族统治的国家尽管有其缺点,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也有一些乐趣是现代人很难想见的。由于从没有构想过另一种社会形式,每个人仅仅了解自己的身份,而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绝不会产生和自己的上级或主人平起平坐的期望,因而那时的人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有任何怀疑。对他们的艰苦境遇,既无敌对反感之情绪,也无堕落蒙羞之心态,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都是天定,他们只能接受。农奴的地位非常低下,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视为自然的法则。正因为如此,尽管不同阶层人民之间的命运如此迥异,但各个阶层之间并无恶意。你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的不平等,但不会看到人们的心灵会因此而蒙羞。

而怎么解决这种因社会使每一成员产生的无限期望而带来的困扰呢?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公式:

自尊=实际成效/对自己的期待
这一算式同时也隐含了两种提升自尊的策略:其一是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其二是降低对自己的期望。对于第二个策略的好处,詹姆斯表述如下:
减少对自身的期望会使人有如释重负的快意,这同实现自己的期望一样,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倘若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一无是处,而自己仍处之泰然,这将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

同样的,对于财富,卢梭也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卢梭的主要论点基于对财富的阐释。他认为,财富并不代表占有物的多少,而是拥有多少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它是相对的,相对于人们的欲望。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占有的财物多么丰富,只要我们还在追求某种我们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谈不上富有;相反,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我们现时的拥有,不管我们实际占有的东西多么匮乏,我们是富有的。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的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至于前者,现代社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使人们有更多的金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动人们的物欲;使得人们对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不以为然。让人们觉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许并非是赚取更多的金钱,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同那些和我们处在同一等级但又比我们富有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在情感方面也应该疏远他们。我们未必要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努力使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大小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所以,“我们所期待的远超出我们祖先们的想象,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焦虑—-我们永远都不能安于现状,永远都有尚未企及的梦想”

精英崇拜

关于失败有三个有用的老故事,让人们降低了对富有的期望。

1.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
2.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
3.富人们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掠夺穷人。
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
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
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义
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

而不幸的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又有了三个让人焦虑的新故事,不断地挑战先前的三个故事。

1.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2.身份同德行相关
3.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过去,社会上的财富是依据血亲关联世代相袭,金钱的涵义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于富贵之家,因而,人们自然也不会将金钱视为一个人智识和才能的指标。但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让孤儿、寡妇艰难度日或贫寒致死似乎是一种残忍的行为,然而,如果从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孤立地来看,这种任劣者汰灭的做法,同那种让那些因父母残病而先天病弱且鲜能存活的婴儿及早弃世的做法一样,又何尝不是一种善行。。。社会的自然法则从来就是淘洗剔除那些病残、智障或胸无大志、毫无主见、缺乏信仰的成员。人,如果生而健全,他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下来,而且理应生存下来;反之,如果他生来就不健全,就不能生存于世,而且最好死去。

这样的故事越来越传播且让人深信,于是“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制约因素

当然如果人们获得上层身份是容易的,那么也许人类的焦虑会小一些,就是不断的扩大上文提到的成效,但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制约因素阻碍人们提高成效。

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因为生计与名誉均受至少5种无法预测的因素的制约,这五种因素构成5个原因。这五个原因使我们在等级社会里无法稳妥地获得或持有一个自己渴望的位置。
1.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
2.受运气的制约。
3.受雇主的制约。
4.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
5.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在多数活动中,才能并不能供我们随意支配。它可以在一阵时间出现,然后径自消失,丢下一个烂摊子。我们不能随意召唤我们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我们远远不能拥有自己偶尔展现的才华,我们的成就大多好像来自与某种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这种外界力量的出现与消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达成目标的能力。

市场对创新的狂热追求逼迫生产厂家以高额成本进行产品开发,它们的得失成败往往取决于能否成功推出一个新产品。公司就如同惶惶不安的赌徒一样,在大赚一笔之后很难干净利落地脱身,而是如同顶着枪口,被迫继续把自己的资产和员工的生计押在几个乃至一个赌注的结果上,其结局要么是积累了并不稳当的巨额财富,要么就是把自己毁掉。

所以作者说:“我们对此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经济学家笔下的曲线图的沟沟壑壑、市场上的勾心斗角、运气和灵感的反复无常—-但在另一反面,我们对爱的需求保持稳定不变,且丝毫不亚于孩提时代;因而在我们的需求和世界的不确定条件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平衡,而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我们身份焦虑的第五个关键的原因。”

说完产生的原因,那么作者试图让人们用一些方法来缓解对于身份的焦虑。

哲学

作者提到我们的自尊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我们要不断地靠一些外在的事与物来证明。

在他人的轻蔑之下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如同绝大多数决斗者一样,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所决定的。决斗虽然看起来与我们相去甚远,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但这一现象依然有助于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在面对身份问题时人们容易受伤的感情倾向。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某一职业目标或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我们就会丧失自己应有的身份。这种情况对我们造成的痛苦跟传统社会中人们在遭受尊严的损失之后感受到的痛苦并无二致。

而哲学家采取一种方式,来应对脆弱的自尊,他们形象的描绘成为一个盒子:

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称为“理性”

根据这样的理论,让我们不再相信一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观点,并对别人的鄙夷置之不理,哲学家称为理性。

而当我们对一些我们认为的观点置之不理时,我们其实就是一种中国所谓的“出世”的遁世态度。这时候一个人的孤独必然是接踵而至的。

如果我们已经认真地听取了对我们行为的合理批评,对由我们的追求而引起的特定焦虑已经给予了足够重视,对我们的失败已经承担了应有责任,但社会依然赋予我们一个很低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西方传统中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曾经采取的思维方式:在对我们身份的价值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并且不带任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或孤芳自赏的味道

在一定情况下对我们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见也有其固有的缺点,我们会因为认识到这点而变得没有朋友。叔本华的同行、哲学遁世主义者尚福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只去理会那些对我们做出评价时显得品行端正、纯洁善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的人,而这样的人把传统、自负和仪式完全等同于文雅社会的道具,因而对此毫不关注;一旦我们下此决心(而且我们必须下此决心,否则我们就会变得愚蠢、软弱或恶毒卑劣),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独自生活。叔本华认为这种情况无可厚非。“这个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孤独与卑劣之间进行选择,”他说。而且他建议年轻人应该学会“如何与孤独为伍……因为一个人被迫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越少,他的情况就会越好”叔本华认为,幸运的是,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在与他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会自然而然地“不愿和他人有频繁的交往,就像一个小学校长决不愿意和周围的一群吵吵嚷嚷、喧闹不休的孩子搅和在一起一样”

艺术

艺术到底有何处?阿诺德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提出“伟大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而是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隐藏的心灵深处的紧张和焦虑。”“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

接着作者举例,很多文学作品都在不断地歌颂劳动人民和嘲讽卑鄙吝啬的贵族世家。绘画,“帮助我们纠正一系列势利观念,从而对人世间何者应该受到尊重,何者应该获得荣耀得到全新的认识”。

通过描写悲剧“促使我们摒弃日常生活中对失败与挫折的简单化的看法,使我们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我们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愚昧与过失。如果这个世界中人们从悲剧艺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那么我们的失败可能导致的后果就不会如此严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

工作失败本身固然可怕,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失败,就会受到他人苛刻的品头论足,失败也不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们除了惧怕失败所导致的物质损失之外,还惧怕世人对待失败的毫不宽容的态度,即世人倾向于把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人称为“输家”—这个词语冷漠地指向两层含义,首先是指称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失,其次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权利

虽然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但很少理解导致这种生活方式的原因,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知之甚少,我们行为的后果又是极其严重而悲惨,我们的社会对待我们的错误又是多么地冷酷和无情。

同样,漫画也同其他艺术家一样:

漫画家与其他艺术家相比毫不逊色,他们的作品符合马修阿诺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为生活提供批判的学科。漫画家的劳动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他们的作品力图纠正权力的不公以及我们对社会体系中上层人士的过度嫉妒。如同悲剧一样,漫画也是有感于我们生活条件中最令人遗憾的东西而进行创作。漫画隐含的、潜在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幽默的灵活运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可以嘲笑的东西变得更少。

政治

其实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对上层社会地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而历史发展到这个年代,对于上层地位的要求是这样的:

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属于任何种族,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中的众多渠道之一(包括体育、艺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继承)积累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么他们就是成功人士。

除了能够赋予一个人上层社会的地位,财富还被提高到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高度,这种幸福是通过购买一系列永远都在变化的消费品实现的—当我们想到以前的人们过着缺乏这些消费品的有局限的生活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同情与困惑

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那些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一旦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就会感到焦虑不堪,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因此,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需,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虽然它们也可能会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

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但他依然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

而卢梭对于这样的历史进化看成是一种倒退

卢梭继续描绘了世界的历史,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从野蛮状态向欧洲的大工厂和大城市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以前我们处于一种虽然生活简单、但能够追求自己真正需求的特权状态,而处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之中,我们则艳羡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个性毫无关联的生活方式。科技落后的史前社会就是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男人和女人都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从未进过商店,也从未读过报纸,但这位哲学家认为,这种状态下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自己,更易于追求幸福人生所真正需求的东西:对家庭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敬、对宇宙美的敬畏、对他人的好奇,以及对音乐和简单娱乐方式的喜爱。正是现代商业“文明”强行使我们从这种状态下脱离出来,让我们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忍受嫉妒、渴望和痛苦的煎熬。

而这种历史的进化有包含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我们理解了它们也许对于减少对身份的焦虑有帮助。

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是那些蠢才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

理解了这一层道理,并不能奇迹般地消除身份理想所能导致的诸多忧虑。理解内情与政治上的困难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气象卫星与气象灾害之间的关系。理解并不是总能防止问题的发生,但它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让我们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面对问题,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受害的感受、被动的感觉和困惑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更加野心勃勃地说,理解这一切将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始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挑战社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把尊严和荣誉教条式地、不加质疑地赋予那些依然踩着高跷的人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即使是非常微弱的降低也罢。

基督教

借助宗教往往是很多难题的最终答案,面对死亡,面对无常,面对一切我们无法左右的东西。同样的,对于人类对身份的焦虑,对物质的渴求,同样可以借助精神世界的给养来让我们缓解对身份的焦虑。当中还提到旅游,其实简而言之就是重视精神世界。

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被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罚,进而接受理想的折磨。

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

由于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众条件过于糟糕,人们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公众打交道,而把自己关闭在厚厚的墙壁后面。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

在瑞士最大的城市里,想拥有一辆私车,从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的欲望没有在洛杉矶或伦敦那么强烈,这是因为苏黎世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有轨电车交通网—-干净、安全、暖和,而且在准时和技术先进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仅仅用几个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华贵的电车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适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独自开车上路呢?

当然,基督教从来没有成功地废除世俗之城及其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依然能够把财富和美德两者截然分开,依然能够关注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门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这门宗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名望锲而不舍地在维护一些不同寻常的道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人们的身份。在现今世界里,世俗建筑在持续不断向我们讲述世俗权势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大城小镇的上空耸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精神第一的想象空间

波西米亚

从19世纪初,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人们称他们为“波西米亚人”

“波西米亚在很多方面来讲是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替代品—-波西米亚在19世纪出现时,基督教开始丧失了在想象领域里对大众的影响力—同基督教一样,波西米亚坚持用精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反对用物质的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如同基督教的修道院一样,波西米亚的阁楼、咖啡馆、低租金住房和合作组织为那些无意追求资产阶级赏赐的人们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从中获得生活的支持和友谊”

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西米亚人而言,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而艺术对波西米亚人的重要性也超过了支付豪华住宅和服装的能力。那些为波西米亚的价值观献身的人物,牺牲了稳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尊重,其目的就是为了写作、绘画、谱曲,或游历世界,或为朋友和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

以下是一些波西米亚人的观点:

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措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障碍,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

波西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

但是同样的遇到了一些问题,由于他们不在乎对物质的追求,有时候反而让他们花在追求物质的时间比那些在乎物质追求的人更多。

由于波西米亚人极端关注精神需求,将之放在第一位,以至于他们对现实事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其结果就是他们中的好多人不得不异常辛苦地寻求赖以养家糊口的途径,甚至比那些忙碌的、关注物质生活的法官和药剂师花在精神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少,而花在物质方面的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多。

其实无论是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尼亚都是在让人们能够减少对物质的依赖而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充实。

解决焦虑的成熟之途可以说始于一种认识,即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听众的选择:听众可以是工业家或波西米亚人,可以是家庭成员或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听众

不管身份的焦虑如何令人不快,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摆脱身份焦虑的美好生活,因为一个人对失败和在他人面前丢脸的恐惧,实际上意味着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以及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怀尊敬。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满足对身份的需求时面临着诸多选择,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成问题的,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麻痹,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来自神授,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身份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五个不同的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而这五个领域的革新者们通过上述的方式,赋予这些人以合理性。他们提供了好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

随想:

美国之所以可以建立这样民主自由的国家主要取决于他们都是移民来的。

我找到一个论点证明为什么xz人可能并不喜欢我们的物欲的平等统治,因为其实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烦恼。

追求财富的权力均等,人们就再也不相信权力的独特,财富象征着才华。

另外一些未归类摘抄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坚信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这一信念也就成为了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资产,成为人们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支柱。然而现代的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充满渴望和期盼,也无情地改变了先前人们所困守的人生来就是受苦的理念。

圭恰尔蒂尼:如果你在做一些重要事情,你必须隐藏失败,而夸大成绩。这虽然有欺骗之嫌,但既然你的命运经常取决于他人的观点,而并不取决于事实,因此给别人留下一切进展顺利的印象很有必要。

发了财致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毫不敏感和无知。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呆板无聊的人、想象力丰富的人、敏感的人、知识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毫无规律且受情绪支配而使坏的人、拙劣的恶棍、公开的盗贼,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萨心肠的好人

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这样说,并非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虑,或不要努力去满足某种欲望,而是要求我们在努力追求的过程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旦我们停止嫉妒他人,我们就会极端痛苦地发现我们居然花了我们生命中这么多的时间来羡慕那些错误的东西。

 

书籍: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戴维休谟  《人性论》
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简 奥斯丁 《曼斯菲尔德庄园》
雅克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旅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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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而因此我也认识了一个伟大的作者:阿兰德波顿。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离读此书的间隔快有半年了,书中的细节与思绪已经有一点模糊不清了,所幸当时记下来了笔记与自己的一点点感想,不多也就权当记录,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书籍。如果打分,我愿意给满分。

和大部分旅行的书籍不一样的是,它不是在介绍某个景点,而是通过各位学者的文学或绘画作品来诠释有关旅行中哲学上的思考。我就凭着模糊的印象记述一下。

出发:

对旅行的期待就如同追求一个心仪的女生,人类总是会在心理上认为尚未得到的或者得不到的永远是最有吸引力的。如果将旅行分为三个阶段,旅行前、旅行中、旅行后。我想前后